安徽境内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谱系及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中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重要论述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为新时代深化中华文化认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对外展示中华民族形象提供了根本遵循。安徽省作为文化资源大省，历史上就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汇聚的重要场域，积淀了体系完整、特色鲜明的共享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在海内外具有显著标识，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情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一、安徽境内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谱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支脉和杰出代表。

安徽省以其独特的地域、悠久的历史和浓郁的人文底蕴，铸就了一批具有鲜明辨识度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支脉和杰出代表。

（一）中华民族探源文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旨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历史脉络，安徽是该工程中的关键

区域之一。目前，全省已有6处被认定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较为完整揭示了先民的生活图景与文明曙光，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实证。距今约5800至5300年的凌家滩遗址尤为瞩目，被认定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址，出土了1200余件精美玉器，包括玉人、玉龙、玉鹰、玉龟等，工艺精湛、造型独特，不仅反映了当时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与手工业水平，更蕴含着先民原始的宇宙观、宗教信仰和权力象征，是研究中华文明形成阶段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关键遗址。它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称“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遗址之一，凌家滩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为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安徽例证，是增强民族自豪感、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纽带，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在历史根脉中找到了深厚共鸣。

（二）典型地域文化。安徽横跨淮河、长江和新安江，独特的地理格局造就了兼收并蓄、南北交融的文化特征，使安徽成为多元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黄金地带，展现了中华文化包容开放、多元一体的鲜明特质，也彰显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根本动力。

首先，淮河文化的中原根脉与民俗底蕴。淮河文化承袭中原底色，风格雄浑质朴，是中华文化符号体系的重要源头。皖北黄淮平原是中原文化南渐的前沿，历史上人口迁徙频繁、文化交流活跃，塑造了坚韧务实、崇文尚武的民族品格。老庄道家思想发源于此，以“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哲学智慧，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与价值取向；花鼓灯、泗州戏等民间艺术粗犷热烈，剪纸、彩陶等非遗技艺传承有序，尽显北方农耕文明的豪放质朴的民族气质。这一区域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积淀着黄淮流域农耕文明的深厚底蕴。

其次，皖江文化的东西交汇与开放包容。长江在安徽境内被称为皖江，上承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下启吴越文化，处于文化交融的关键节点。桐城派文学调和义理与辞章，雄踞清代文坛二百余年，成为中华文化符号中“文以载道”的典范；黄梅戏源于采茶调，吸收徽调、汉剧精华，清新质朴享誉海内外，是中华民族形象中雅俗共赏的艺术标识；九华山作为地藏菩萨道场，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生动体现了儒释道三教交流互鉴的文化格局，铸就了中华文化符号中“和谐共生”的精神地标。凭借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使这里成为商贸往来、人文荟萃的枢纽，孕育了海纳百川、经世致用的文化气度。在守成与开新、本土与全球之间实现平衡，成为中华民族形象中“开放而不失根基”的典型表征。

最后，徽州文化的山水灵秀与精致典雅。皖南群山环抱、水系发达，相对封闭而富庶的地理环境催生了独特的徽州文化。徽商“贾而好儒”，纵横明清商界数百年，以财富反哺乡土，构筑了西递、宏村等世界文化遗产，“无徽不成镇”的商业网络更将徽州符号播散至全国，塑造了中华民族形象中“诚信为本、崇文重教”的商帮典范；徽派建筑“粉墙黛瓦马头墙”，凝聚着天人合一的营造智慧，马头墙的防火设计、天井的采光排水、三雕装饰的伦理寓意，体现了功能与审美的有机统一，成为传统文化中“诗意栖居”的典范；文房四宝（宣纸、徽墨、歙砚、宣笔）、徽派版画、新安理学，无不体现着士绅文化的精致追求，铸就了中华民族形象中“格物致知、精益求精”的匠心传承精神品格；宗族制度与乡约民俗的严密维系，使这里保存了传统中国社会后期的完整文化标本，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由此形成的徽学与敦煌学、藏学并列为当代中国三大地方显学，为理解中华文明的整体结构提供了重要样本，彰显了中华文化符号的深厚底蕴与持久魅力。

（三）社会治理文化。其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中华民族形象注入了“以和为贵”与“德治教化”的治理智慧。桐城六尺巷作为这一文化标识的空间载体，以“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历史典故，凝练出克己修身、谦和礼让、见贤思齐的精神内核。这一符号超越具体的邻里纠纷调解，为提升民族工作能力水平、妥善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推动传统治理智慧向现代治理资源转化，成为“礼乐文明”在当代社会的生动延续，持续丰富着和谐社会的时代叙事。六尺巷文化的当代激活，营造出互敬互爱、团结互助的互嵌式社会氛围，增强了各族群众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在机制——以历史记忆唤醒道德自觉，以空间叙事强化行为规训，以符号传播凝聚价值共识。由此，安徽社会治理文化既拓展“第二个结合”的实践维度，又为塑造中华民族形象提供了“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的鲜活范例，成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路径的重要窗口。

二、安徽境内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形成与传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基。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包括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内涵，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深深熔铸在民族意识、品格、气质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之魂。安徽在这一精神的形成与传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基。

（一）红色文化。安徽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淮海战役的主战场、渡江战役“第一船”的起航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革命战争时期，金寨县“28年红旗不倒”，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其斗争历程成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典型标志；鄂豫皖苏区旧址、红四方面军诞生地等，铸就了“信念坚定、百折不挠”的精神标识。抗日战争时期，皖南事变烈士陵园、新四军军部旧址等，将悲壮历史转化为民族气节的象征载体；皖江两岸抗日根据地以游击战、运动战等灵活战术书写了华中敌后战场的光辉篇章。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渡江战役纪念馆等，见证了安徽从革命后方转向战略前沿的关键转折。这些红色印记与安徽传统文化基因形成深层对话——徽商“贾而好儒”的担当精神转化为革命者的家国情怀，山水阻隔的地理环境淬炼出坚韧顽强的斗争品格。安徽红色文化既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又内嵌于地域文化的连续性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形象中“革命性”与“人民性”的鲜活表达，为深刻理解“红色江山”的文化根基提供了地方视角。

（二）改革文化。安徽在改革创新中形成的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深刻体现了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地方生成、发展与辐射，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动力的重要窗口。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发源地，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敢为人先的勇气按下红手印，签订“大包干”契约，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孕育出“敢于创造、敢于担当、敢于奋斗”的“小岗精神”。这一精神符号迅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诠释，象征着中国人民突破体制束缚、追求美好生活的集体意志，是中华民族形象中“改革勇气”与“人民首创精神”的核心符号。小岗村从贫困村庄到小康样本的蜕变，是中国农村改革成就的具象化展示，持续强化着“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的全民共识。

芜湖“傻子瓜子”经营者年广久，以个体经济的顽强生长，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人物。从沿街叫卖到品牌经营，年广久命运的跌宕起伏折射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成为“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典型个案。年广久现象不仅代表着徽商的务实灵活，更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导向的人格化象征，持续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叙事建构，为中华民族形象注入了“市场活力”与“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

三、安徽人民在生产劳动中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形象中“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的精神内核。

生产劳动是中华文化符号的创造性源泉，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淬炼熔炉。安徽人民不畏艰辛，开拓进取，秉持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气质，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形象中“劳动创造幸福、奋斗成就梦想”的精神内核。

（一）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理念。淮河濛洼蓄洪区形成的“王家坝精神”是这一理念的典型代表。自1953年建闸以来，王家坝先后多次开闸泄洪，沿岸群众以“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精神，守护中下游城市的安澜。这种“顾全大局、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科学治水”的精神特质，超越了地域局限，成为中华民族应对自然灾害时“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价值理念的生动诠释，为中华民族形象注入了“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核，是“和衷共济”文化传统的当代延续。

（二）科技自强的创新品格。作为国家科教基地，合肥依托科技快速崛起，实现了从“科教基地”到“科创名城”的跨越式发展，为中华民族形象拓展出“科技自立自强”的深层维度。从同步辐射装置到量子通信技术，从人工智能到新能源汽车，合肥以“创新高地”的定位，重塑了传统徽文化形象，使“科创”成为城市重要标识，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微观实践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这一崛起路径，有效破解了内陆地区发展难题，为中西部地区提供了“创新驱动、科技赋能”的示范路径，强化了中华民族形象中“科技强国”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叙事，使“科创”成为新时代发展的核心标识。

此外，安徽自然物象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意涵，成为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表征。如黄山以“五岳归来不看山”的审美高度，凝炼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山水哲学；迎客松成为中华民族开放包容、广迎四海的精神图腾；江豚逐浪、扬子鳄潜渊，这些珍稀生灵承载着“万物并育”的生态智慧，成为美丽中国的生动注脚。黄山毛峰、祁门红茶、六安瓜片等名茶，以“清、敬、和、美”的茶道精神，传递着中华民族含蓄内敛、和而不同的处世之道。这些自然物象与人文精神相互浸润，共同谱写了中华文化符号的江淮篇章。

安徽境内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谱系建构，是一个层累叠加、动态演进的历史过程。从凌家滩的文明曙光到三大流域的文化分异，从革命烽火中的精神淬炼到改革浪潮中的敢为人先，从守望相助的共同体伦理到六尺巷的治理智慧，这些符号深植于江淮大地的地理特性与历史记忆，持续参与着中华民族形象的当代塑造。它们不仅是安徽地方文化的璀璨标识，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注脚——在差异中彰显共性，在传承中实现创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也为对外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华民族形象贡献安徽智慧与力量。